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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看守所又熬了半个月，我终于等到了第二次律师会见。
这次来的，是一位老律师。
“陈舟老师，你好。我姓李，是你父母从外省托人请来的刑辩律师。”李律师坐下后，开门见山地说，“你父母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，他们让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”
听到“父母”两个字，我强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决堤。
“李律师，谢谢您。”我擦干眼泪，快速平复情绪。
“现在的处境非常被动。本地的舆论已经被路建国操控了，受害学生的家长大多被安抚或者威逼利诱，没有人愿意替我说话。”
李律师眉头紧锁，叹了口气：“确实如此。检方目前掌握的证据链在表面上非常完美。如果没有颠覆性的新证据，一审我们很难翻盘。”
“我有新证据。”我倾身上前，几乎贴在玻璃上，压低声音，一字一句地说。
李律师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身体微微前倾。
我将重生后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
“我当时觉得心神不宁，总觉得办公室极度不安全。所以在填报志愿前一天的傍晚，我下班后跑去电子城，花两百块钱买了一个带红外夜视功能的微型针孔摄像头。”
“我用口香糖把它粘在了我办公桌正上方的天花板通风口百叶窗后面，镜头正对着我的电脑和抽屉。”
李律师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激动得手都有些颤抖：“摄像头还在那里？！警察搜查的时候没有发现吗？”
“警察搜查只会带走电脑机箱、纸质文件和明面上的东西，谁会无缘无故去拆天花板的通风口？”我紧紧盯着他，“李律师，拜托您，一定要想办法进一趟学校，把它拿出来，那是我们唯一的翻盘机会。路建国在本地势力很大，您行动一定要极其隐秘。”
李律师郑重地点头，眼神变得无比坚毅：“交给我。学校现在因为这事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目前处于放假封闭状态，保安看得很严。”
“但我做刑辩三十年，总有些偏门的朋友。我今晚就想办法摸进去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。
我不知道李律师能不能顺利拿到那个摄像头，也不知道路建国的人会不会提前察觉回去销毁证据。
开庭前一天的下午，李律师再次来会见。
他看起来疲惫不堪，眼窝深陷，衣服上甚至还沾着灰尘，但他的眼神中却透着掩饰不住的狂喜。
“拿到了。”他隔着玻璃，对我比了一个手势。
我紧绷了半个月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，眼泪夺眶而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