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前检查花了一周。
核磁结果比我想象的更棘手——肿瘤和脊髓之间几乎没有边界，黏连非常紧密。
这意味着手术时间会极长，难度也会比预估的更大。
我在科室讨论会上把情况摊开了。
三个主治医生面面相觑，没人敢接这台手术的一助。
最后是我的学生小林站出来。
“苏老师，我跟您上。“
术前谈话那天，我把刘建国和钱桂花叫到谈话室。
我打开电脑，指着核磁片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
“肿瘤和脊髓黏连严重，完整切除的难度极大。“
“术中有可能伤及脊髓，最坏的结果是截瘫，甚至可能影响呼吸功能。“
“成功率我只能给你们五成，比之前说的三成更低。“
“如果你们觉得风险太大，现在可以选择保守治疗。“
刘建国躺在轮椅上，双腿已经基本失去知觉。
他沉默了很久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苏医生，保守治疗半年也是瘫。“
“做了，至少还有五成希望。“
“我签。“
钱桂花在旁边抹眼泪，一声不吭。
我拿出知情同意书，密密麻麻五页纸，每一条风险都用加粗字体标注。
刘建国一笔一划地签了名。
钱桂花作为家属也签了名。
我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多余、后来救了我命的事。
我把整个术前谈话过程进行了同步录像。
不是偷拍。
是我当着他们的面，把手机支在桌上，按下了录像键。
“这台手术风险高，术前谈话的影像资料我会存档备查，你们没意见吧？“
刘建国点了点头。
钱桂花犹豫了一秒，也点了头。
这是我从医十二年养成的习惯。
五年前，我做过一台膝关节置换手术，术后效果很好，患者走路利索了。
三个月后患者突然翻脸，说术前没人告诉他有感染风险，要索赔五十万。
我翻遍病历，术前谈话记录明明白白写着每一条风险，患者签了字。
但对方律师说：签字不代表医生尽到了口头告知义务。
那次我差点被吊销执照。
从那以后，每一台高风险手术的术前谈话，我都会录像存档。
签完字那天晚上，钱桂花悄悄来到我的办公室。
她回头看了看走廊，确认没人，然后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塞进我手里。
“苏医生，一点点心意，你千万别嫌少。“
我捏了一下。
很厚。
打开一角，整整齐齐码着百元钞票。
我头皮一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