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苏薇医生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在刘建国的诊疗过程中，存在收受红包、过度医疗、违规操作等行为。“
医政科的沈科长把一沓打印材料放在我面前。
我扫了一眼。
和老赵给我看的那些如出一辙。
转账截图、录音文字稿、偷拍照片、所谓的“专家会诊意见“。
但多了一样东西——一封手写的患者家属投诉信。
密密麻麻三页纸，笔迹工整得不像一个“没读过什么书的食堂帮工“能写出来的。
信里声泪俱下，说苏薇医生利用家属走投无路的绝望心理，多次暗示不送红包就不尽心手术，术后更以“康复指导费“的名义持续索要钱财。
累计金额六万八千元。
“她的诉求是什么？“我问。
沈科长清了清嗓子。
“第一，全额退还六万八千元红包。“
“第二，额外赔偿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后续康复费等合计一百四十万元。“
“第三，如果你不同意，她将向媒体公开所有证据，并追加刑事控告。“
一百四十万。
加上六万八的“退款“。
将近两百一十万。
这就是她给我的人命标的价。
和两年前对陈静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——只是金额翻了将近四倍。
“沈科长。“
我平静地看着他。
“如果我说，她给我的每一分钱，我一分也没花，你信吗？“
沈科长一愣。
“证据就在这里，你的微信确实收了钱“
“收了不代表花了。“
我打开手机，调出了一个加密相册。
里面是十三张照片。
每一张都是红十字会慈善服务站开具的正式捐赠收据。
捐赠人：钱桂花。
金额从三千到一万不等。
总计：六万八千元整。
每一笔捐赠的日期，都在钱桂花给我转账的二十四小时之内。
沈科长拿过手机，一张一张地看，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。
“苏薇你把她给你的钱全部捐了？“
“不是我捐的。是以她的名义捐的。“
我一字一句地说。
“她微信转给我的每一分钱，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对面的红十字会慈善服务站，以钱桂花的名义做了定向捐赠。“
“用于脊髓损伤患者术后康复救助。“
“每一笔都有正规的捐赠收据，每一笔都可以在红十字会的系统里查到。“
“我的个人账户里没有留她一分钱。“
“沈科长，请问哪条法律规定，医生不能代患者家属做公益捐赠？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