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晚那句“需要给你们发请柬吗？”像根针，扎破了原本就紧绷的气氛。
她脸上的血色“唰”地褪去，瞳孔骤然收缩，死死盯着我，仿佛想从我脸上找出一丝说谎的痕迹。
一旁的林洋也愣住了，那张惯会假笑的脸的事。”
我不再理会他们脸上精彩纷呈的表情，转身专注于病床上的母亲。
她的眼神似乎比刚才清明了一些，正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回国述职那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研究所递交了调职申请，请求常驻海外文物保护中心。
手续办得出奇顺利，大概苏宏远也乐见其成，让我这个“麻烦”离他女儿远一点。
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比预想中更好。
在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她不仅能清晰地认出我，还能断断续续地说话了。
我和方茴商量后，决定不再等待。
在一个开满白色小花的教堂里，我们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
母亲坐在轮椅上，由我推着她，作为我们唯一的证婚人。
当她用依旧虚弱却无比清晰的声音，说出“我愿意做你们的证婚人”时，我和方茴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前来观礼的只有几位海外共事过、知根知底的同事，他们都知道我和苏晚的那段过往，此刻脸上都带着真挚的祝福和一丝如释重负的欣慰。
仪式进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，我正要将戒指套入方茴指间，教堂那扇沉重的木门“哐当”一声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。
刺目的阳光勾勒出一个熟悉而纤细的身影，带着一身风尘仆仆和压抑不住的戾气。
苏晚就站在那里，胸口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，她扫视着整个教堂，目光最终死死钉在我和身着婚纱的方茴身上，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——有震惊，有愤怒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被彻底抛弃后的疯狂。
她红唇勾起一抹近乎惨淡的弧度，声音带着刻意拔高的尖锐，打破了教堂的宁静：
“沈长风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通知老朋友一声？我来给你道喜了。”、